介绍:
【经济转型】二
转型，我们怎么做？
作者：偶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紧紧抓住两次工业革命、欧美国家去工业化和产业全球转移等历史机遇，一跃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在中美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中国“高投资、高储蓄、高出口、低消费”，美国“低投资、低储蓄、高进口、高消费” 的格局。
全世界总体上形成了欧美作为研发中心、金融中心、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制造中心，其他一些资源能源大国作为资源品输出中心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模式，形成了“拉美资源、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固定三角格局。
为什么要转型
认清形势，有助于更好地完成任务。近年来，上述发展模式遭遇了挫折和抵制，需要我们奋力突围，寻找新的发展路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过去的发展模式走到了逻辑的顶点；另一方面是不友好的外部环境变化。
1．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
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主要内涵是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形成出口，以此带动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但其中也隐含了不少问题和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主要从事原材料加工、简单制造、产品组装等低附加值工作，未进入研发设计和品牌渠道环节。“八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二是基础研究较弱，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自主创新不足，很多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不能自给，供应链受限，产业升级缓慢。
三是产业结构失衡。中低端产能过剩，外部需求的减少又导致新的结构性过剩；房地产虚高不下，挤压其他产业发展。
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资源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部门，内部经济脉络和传导不够顺畅；近年来除了东中西部的差距外，又出现了“南强北弱”的状况。
五是农业落后状况没有根本好转。农业基本还是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为主，未能实现规模化经营，农业生产效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低。以至于一个农业大国还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
六是国内市场开拓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持续存在，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城市中产阶级房贷压力大，压缩了消费增长空间；国内供给水平不高，致使一部分消费流向海外市场。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依靠外循环实现的经济增长，容易掩盖国内的不平衡，也导致国内的内循环相对较弱。
2.不简单的外部世界
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也使我们越来越面对一个友好度下降、不确定性上升的外部环境。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海外新冠疫情日益蔓延，美国联合其盟友对我国全方位打压阻遏，中美全面脱钩风险大大上升，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今天美国媒体宣布拜登赢得大选，衷心期盼局面有所好转。
二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逆转，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攀升，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这些外部因素导致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极大损害，并与我们自身经济发展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因素叠加共振。形势的变化带来战略的调整。今年，中央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何推进转型
事实上，我国严重依赖出口的状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已被打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经济衰弱和欧元区经济不景气，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60%多的高点上逐年下降。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2019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到了32%，比较优势从人口红利，转变为超大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体系等方面。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需低迷、逆全球化的外部形势；另一方面也是顺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内需、深化改革、加强科技创新和扩大开放。
1.扩大内需：“铁公基”+房地产的老路行不通了
国内大循环与内部需求密切相关。内部需求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主要消耗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也可称为中间需求；消费需求主要为机构和居民的消费，或称终端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提振消费需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扩大消费需求：诸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降低个人所得税；发放消费券、旅游券；加大扶贫脱困力度，使9000多万人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活跃地摊经济等。但结果总是扩大了投资需求，而提振消费需求仍然在路上。
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扩大消费需求首先要靠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我国靠“人口红利”起家，有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工资很难大幅提升；二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同向运行的社会平均工资很难有大幅度提升；三是长期以来，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实行“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强调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平均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四是我国沿海地区生产的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甚至是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针对国内不同层次消费者的产品供给不足。
而拉动投资需求则具有见效快、易操作等优势，还能弥补基础设施短板，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在我们遭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在多次外需下降情况下的经济刺激手段基本都是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简称“铁公基”）+房地产。而外需一旦恢复，马上进入出口拉动模式。
面对本次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外需下降，就再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了。因为“铁公基”接近饱和，再建只会导致过剩和浪费；房地产也已结构性过剩，隐藏了不少金融风险，“房住不炒”的底线必须守住。所以，本次扩大内需的核心只能是提振消费和新基建投资，即从依靠投资需求转向依靠消费需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前提下，乡村振兴和巨大的农村消费是我国特有、别国无法比拟的优势。
据***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副部长尹成杰介绍，在农村生活消费方面，由一般性的生活保障向营养健康等较高层次转变；在农村住房消费方面，由土木结构向砖瓦、钢筋混凝土结构转变，由分散零散居住向集中农村社区转变；在村庄设施方面，由常规性的乡村路建设向社会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转变，向治理污染、美化绿化环境转变。
2.科技创新：从“跟跑”到“跟跑”“并跑”“领跑”并重
当前全球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了过去业已形成的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创造了战略机遇。未来产业的竞争将更多依靠科技创新，传统的人力成本、矿产资源优势将退居次要地位。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既要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又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推动比较优势转换，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加强科技创新要着力解决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市场应用“最后一公里”问题。我国基础研究较弱，尽管R&D经费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薄弱，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长期徘徊在5%左右，而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
过去我们以“跟跑”为主，重在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无需自己定方向，基础研究薄弱的弊端尚不明显。现在是“跟跑”“并跑”“领跑”并重，前面无人领航，更需要加大基础研究，做出原创性、引领性的成果。
我国每年见诸报道的新材料成千上万，但真正产业化的数量不多。原因在于，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成果要找到合适的市场应用，需要配套的生产及商业能力，需要乔布斯、任正非那样将技术梦和商业梦相结合的人才。
3.深化改革：激发创造力和市场活力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活动，与市场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为了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形成，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淤点堵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
近年来，我们在发展民营经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简政放权和“放管服”改革、优化宏观调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的弊端，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围绕公平竞争建立市场体系运行的基础规则，营造各类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
调动民营企业投资和创新积极性，是深化改革、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内容。要切实解决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隐形障碍，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公共属性较强的领域。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行业上下游和企业内部生产要素有效整合。
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书记陈诗一表示， “十三五”如果说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那么“十四五”肯定会将要素市场的改革作为重中之重。
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将更深入地接受市场调节，对宅基地进行“三权分置”改革。如2020年10月，自然资源部商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后明确：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
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问题。针对经济领域政府权力过大、审批繁琐、干预过多、监管不到位等问题，简政放权，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制定政府权力清单，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