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我去上海作第二次复查。这次,“宝宝年龄”一周岁了。
一年里,我尝尽了所有的磨难和痛苦,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已经“遍体鳞伤”了。我在上海肿瘤医院的大楼里等待着,渐渐养好的身体,还是有点乏力,虚弱的身子蜷缩在厚厚的羽绒服里。上海的冬天因楼高,风特别大,感觉更冷了。我探出头看了看大楼窗外的院子,这幢熟悉的大楼、熟悉的院子。人来人往,人声吵杂,有急匆匆的脚步,有着急无奈的脸孔,有被搀扶着艰难踱步的身影……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南腔北调,步履匆匆,涌向电梯排着长队。这样的“人挤人”,以前在抢购优质楼盘时见过,而现在医院的高峰期就像中国节日的风景点。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希望和目的,来到这里,有的人痛苦地来了,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有的人来了,却永远也回不了家。人生无常,无常的人生啊!我突然感慨良多。
轮到我看病时,邵志敏教授开出了胸部CT、还有B超等例行全身检查和血常规检查。
一年来从医院进进出出,我已经对所有的医疗器械和检查很熟悉了,无所谓舒服不舒服,更无所谓惧怕不惧怕。做B超时,那些凉凉的黏糊糊的液体和冰冷的镜头从我的身体滑过时,我只当作是平时作美容时的美容师的按摩动作。B超室里只有三个人,两个医生和一个我。一个医生一边做着扫描的工作,一边嘴里不停地报出扫描的数据,而另一个医生快速地双手在电脑上敲着键盘,记录下数据结果。如果扫描的部位没问题,医生很快会过去,而捕捉到了什么,医生会重复几次然后报出数据。我听到医生报出:肝右叶两枚结节,还有肝上小肿瘤……”我听着,心里一颤,不会是肝又出问题吧,但又自我安慰,也许只是结节,不要自己吓自己,一切检查完成,要等到下午才能拿到报告单。
下午1点30分左右,我和先生找到了邵志敏教授,邵教授依然笑容可掬,可信儒雅。他拿着报告单看着,脸上有些凝重。他说:“肝里有两枚结节,之前的复查中没发现。”他稍微停顿了下,“是……”从邵教授的话里,我已经听出他的怀疑:原发性?还是转移?而他建议是:“可以等一个月后观看其变化如何再做决定”。离开医院回到宾馆,我们夫妻很担心怕耽误:因为以前的乳腺肿块的发现,也是因为时间错过太久了,才发生癌转移,再考虑到我的身体可能是肿瘤的好发之地,万一是不好的结果,还不如早发现早切除呢。老公说:“马上做掉吧,放心些。”
我思考再三,决定去找上海中山医院的肝科肿瘤专家。我们坐上出租车,两人的心情都有些沉重。我想:这肿瘤真是专门盯上我了?还没完没了了?在心里问了自己十万个为什么。可是,肿瘤长了就是长了,已经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见到肝专科医生,我递上了上海肿瘤医院的B超报告单,他听我讲诉完病史,马上起身把我带向B超室,要亲自为我再做一次B超。
做完以后,医生说话有些迟疑,我明白医生可能是不想面对我这个病人说出结果。于是,我很坚定地说:“医生,你只管把实情告诉我,不管有多严重,我能承受得了”。医生沉吟片刻,抬头对我们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怀疑是肝癌转移,因为你原来的乳腺癌发现得太迟了”。我听了,直冒虚汗。我本能地想否定医生的说法:“会不会是我一直在吃药,然后肝功能代谢不好,使毒素在肝部堆积的脂肪呢?因为那时我学习了很多养生之道,对身体变化自己有些感觉,因为那时精神状况与体质感觉比之前要好很多了……”但医生很肯定地说:“不可能!”此时,我心中的希望在慢慢地消失。看来这“癌”是纠缠着我不放了。既然是肝癌,就不要做手术了,既使是做了,还能活多少时间啊,何必再去承受那么大的痛苦呢?
接着医生的第二句话是:“建议你做手术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肿瘤还很小,位置尚好;二是如果是原发性的,还有救治的希望。”
先生一直在旁边鼓励我做手术,他说:前两次那么痛苦都过来了,还在乎多一次吗?其实身体健康的人永远也体会不了患病之人的那种“惨痛”,我实在是没一点的信心再来支撑那些痛苦的日子。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又一次受到了沉重地打击,好像一个在悬崖绝壁上苦苦攀登的人,快到山顶时,一阵狂风又把她掀回到了谷底。再坚强的人,也经受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
手术,做或不做?我思来想去,永不绝望才有希望,只要还有希望,我永不放弃。从上海医院回到温州,我只能告诉自己再一次地冷静,“静而后之定,定而后之慧”,冷静能产生巨大的力量。最终,我作出了决定:决定再冒一次险,动肝部手术!是不是癌?横竖给自己有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我该想的都想到了,不该想的也想到了。这次肝部手术又是个大手术,我的身体能否再一次经受得了这么大的巨创?上了手术台能不能再下来?这次去上海还能不能回来?去上海的前两天,我做出了人生最最不甘心也是最最冷静的假设:假如死神真的不放过我!我思量着与亲人作最后的诀别!
这一天,我给自己精心地打扮了一番,精神焕发,春风满面。叫先生开着车去了我父母家,在父母家里呆了一天,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说说笑笑,说我小时候的事。说着说着想到父母可能从此没有我这个女儿了,我就往卫生间跑,在卫生间捂住嘴悲伤地哭,哭得感觉自己的整个身子在发抖,怕父母发现又强忍了下来。因为眼睛红然后装着咳嗽,这样就可以擦鼻涕了。离开时很想回头再看看,可能是永别了,可是又不敢,我怕我会撑不住……
第二天,去了婆婆家,陪婆婆吃了饭,问了婆婆的身体状况,心里对婆婆说:我无法尽媳妇的责任了,愿您一切好好的!然后,又偷偷地看着以前一起打网球的好朋友,只远远地看着。感谢他们此生给予我的帮助和友谊!
晚上,我叫上先生,把该交代的都交代过后。就来到儿子房间看着深睡的他,眼泪如大雨滂沱无法止住。为了不吵醒他就坐在他房间的门外。要不是老公来劝,我还真想在门外呆一夜。后来想想,儿子已16岁了,这次手术就让他一起去医院吧。
第二天——2004年12月1日,我跟儿子、老公还有我姐姐,再一次来到了上海。如果有什么意外,我希望在我人生的最后片刻,有我的儿子和老公陪在我的身边。我住进了上海医院肝肿瘤专科病房。这是一次最后的生死搏斗!
冥冥中,我总觉得还是有办法的,会有奇迹出现的!我坚信一定会的!当再次走进手术室时,我躺在推车上,跟前两次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我挥着手,笑着,跟老公,跟我的姐姐和儿子,说“再见”,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此时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是跟他们告别?还是告诉他们,我们还会再见?此时的我,内心无牵无挂,无畏无惧,不管是永远的告别还是灾后的再见,一种“气和神清,无愧何畏”的坚定和信心支撑着我。我一直看着我的亲人,亲人们也一直跟着推车,进了大门,直到大门关上,我们被这道简易的门隔开。我想:我一定会顺利的,你们别担心!
又一次躺在了手术台上,天花板上的灯光是那么冷,冷得我全身颤抖。也许这一闭眼就永远也醒不来了,手术如果失误怎么办……我又一次被全麻了,那些手术刀,肯定在我残缺的身体上,又一次一刀一刀地割开,外面的亲人们肯定揪着心忍着泪,只有无奈地等待再等待。
几个小时后,我被推出了手术室,医生告诉家属说,手术很顺利,拿出两个肿块。麻醉醒后,又是钻心的痛!痛得感觉在电影的镜头里:共产党被叛徒出卖抓去用刑,先用烧烫的铁饼将肝部烫破,然后拿把刀在上面刮,一直刮。这该死的痛,哪怕是“嘀嗒”一秒钟的时间停止一下,我的身体也舒服点。可是没有,持续持续地痛!痛得我真的好想好想放弃这世上所有的一切,舒舒服服地长睡过去,永远不再醒来……姐姐在旁边以自己的方式祈祷着,一边揉着我的双脚一边嘴里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菩萨保佑!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顺利出手术室了啊!应该值得恭喜吧,可是没力气说话,身体很虚,虚得感觉随时会碎掉似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持续发烧不退,身体发热、出冷汗,冷汗湿透了整个床单,老公一天用两次将干布铺在被单上。旧刀新伤,我已体无完肤!人一下子减了十几斤肉,瘦得皮包骨头。有一天人觉得像沉到了河底,想睁眼睁不开,说话也无力开口。很想有人将我唤醒拉起来,可谁来唤醒我?没有人知道我的心声!我很努力地倾听心中另一个声音在耳边呼唤:“要醒来!要醒来•!……”呼唤很久,好像从很远把自己唤过来。总算睁开眼睛。
对于肿瘤报告结果,我似乎没那么关心了,已没有精力去想了。
2004年12月9日,一批医生来到我病房,其中有我认出来的主刀医生。他告诉我:肿瘤经过多方切片报告是良性的。听后我也没笑,以为肯定是大家想瞒着我,如果是良性的为什么当天不告诉我。
等医生走后,我对老公说:“别隐瞒我,过几天我体质好点你要告诉我实际情况。”而老公拿着一张纸,严肃地站在我面前,可我还是看出了他内心抑制不住的兴奋,自己的老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哪怕是一个不经意间的眼神,我都能感觉出来他的意思。但我还是在问:“你怎么了?”“你猜”,他说。我看他挥了挥手中的那张纸,就知道肯定是结果出来了,我却故作平静地说:“是不是报告单出来了?是坏的吧?”他终于抑制不住那份兴奋,说:“唐思思,你真是个神人,是好的!”我怕老公看错了,或者老公说错了,赶紧抢过报告单来看:“巨检:扎线肝组织1枚6X5X2cm,已作书页状切开,切面见扎线处肝组织质较韧,直径0.8cm,另一枚肝组织3X2X1.5cm,已切开,切面见灰黄色结节,结节周围有包膜。诊断:(肝右叶,带线处)经多次反复取材,镜下未见特殊病变,见肝细胞明显脂肪变。(肝右叶)巨检灰黄色结节,镜下为胶原增生结节伴钙化。”我看完了,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复杂的泪水,复杂的心情,复杂的医学啊!
手术后的病理切片结果,果然证实了我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确实是个肝脂肪块,最好的医生其实是自己的身体。我又一次胜利了!我觉得自己太棒了!
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次肝手术其实也可以不要做。因为,邵志敏教授也说过,让我再等一个月观察。是的,我也在想,这次有点过度治疗。为什么不听邵教授的?!
今天我的体会是遇大事还是那二个字——冷静。遇到意料之外的情况,切不可操之过急,还不到最后结果一直要坚信,永不放弃,不绝望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