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瓦尔登湖》（三）
作者：【美国】亨利.大卫.梭罗
翻译： 古卫东
播讲： 古卫东
经济
大多数的奢侈，而且很多所谓的生活享受，都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人类提升自身的积极阻碍。关于奢华和生活的享乐，最聪明的智者总是生活得比穷人更加简单和寒酸。那些古代的哲学家们，中国的、印度的、波斯的、希腊的，都属于这样一个阶级，外表看没有比他们更穷了，但内心没有比他们更富有。关于他们我们知道得不多。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行动起来却发现我们和他们是如此熟悉。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更加现代的民族改革家和慈善家的身上。不从我们所谓的自愿贫穷的地位出发，没有人能成为一个公正和聪明的人类生活的观察者。奢侈的生活带来的果实只能是奢侈，无论是在农业、贸易、文学或艺术。而今有哲学教授，但没有哲学家。可是之所以宣称教授令人敬仰也是因为它曾令人敬仰地活过。一个哲学家不在乎他是否拥有复杂的思想，甚至都不是创立了某个流派，而是爱智慧而且根据其指导活得简单、独立、慷慨和忠诚。不光是理论上，而且也是实践的，要能解决生活的难题。伟大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都是普通的谦卑式的，不是帝王和雄性十足的。他们仅仅通过适合来设法应付生活，实际上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一点也不像来自一支高贵的祖先。但是人为什么会堕落呢？是什么使得一个家族衰亡呢？那些使一个民族衰落和灭亡的奢华的实质是什么呢？我们敢肯定我们的生活里就没有吗？哲学家的生活即便是从外表看也超前于他的时代。他不会像自己的同代人那样去吃、住、穿衣、取暖。如果他保持内热的方式不比其他人更好，一个人怎么能称得上哲学家呢？
当一个人被我描述的上述几种模式温暖，接下来他想干什么？当然不会再要同一种温暖，像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大更豪华的住宅、更精美更丰富的衣服、更大量持续不断更热乎的火之类。当他得到了生活必需的这些东西，比起去取得这些多余就有了另一种替代；那就是，现在可以去从事生活的历险，他来自更卑微生活劳作里的假期就开始了。泥土，看上去，适合播种 【zhǒng】，因为已经扎下胚根，它现在能向上坚定地遣送萌芽。为什么人如此牢固地把自己植根于大地，当他可以以同样的比例深入头顶的天堂？----因为高贵植物的价值[39]是靠最终在空气和光中结出的果实来衡量，远离地面，不能被当成低贱食用品看待，那些虽然也可以是两年生，但通常被培育得具有完美的根，而且就为这一目的经常被剪了顶子，以至于在他们开花的季节，大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们。
我无意给那些具有坚强而勇敢天性的人们开列一些规则，无论是在天堂或地狱他们都会料理好自己的事务，偶尔[ǒu ěr]还要建设得更加壮丽，比那最富有的人挥霍得更加肆[sì]意，而永不会让自己陷于穷困，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活的----假如，真的，确实存在这种梦寐以求的生活；也不针对那些恰恰从现存条件的事物中寻找到勇气和灵感的人们，他们是以情人般的喜爱和热情来珍惜生活----从某种程度，我估计自己应在此列；也不是对那些已经得到很好雇佣的人们讲话，任何情况下，他们都知道他们被雇佣得好还是不好；----而是主要针对大多数不满于现状的人们[41]，总在徒劳地抱怨他们命运的艰难和时日的沉重，这本来可以有所改善。有那么一些人抱怨的最积极和最难获得任何安慰，因为据他们说，是在履行义务。还有一些人我也牢记在心，他们看上去富有，但实际上是最穷得可怕的阶级，他们积攒了浮财但不知道如何使用或摆脱，于是为自己打造了黄金或白银的镣铐。
如果我试图说出随着岁月流逝我渴望如何去度过我的生命。也许它会让那些多少有点熟悉它历史的读者惊奇；而且一定会让不熟悉它的读者大感意外。我也就仅仅对我珍爱的某种事业提供点暗示。
在任何天气，白昼或夜晚的任何时辰，我都在焦灼地扼[è]住时间的咽喉，增进时光的刻度，也把它刻在我的手杖上[41]；站在两种不朽的交汇处[42]，过去和将来，那正好就是现在；用脚尖儿够着那条线。你得原谅某些晦涩，因为我从事的行当比大多数人有更多秘密，但不是有意保守着，是由于和本身的性质密不可分。我十分乐意说出关于它所有所知，绝不会写“禁止入内”在我的门扉[fēi]。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头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43]，仍在寻找它们的路上。我冲着很多旅人打听，描述它们的足迹还有它们会回应什么样的叫声。我见过一两个听说那猎犬叫的人，甚至听到那马沉重的踏步，甚至看见那斑鸠消失在云后。他们似乎也在热切地要重新找回它们，仿佛那遗失的东西属于他们自己。
不只是预测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是大自然本身！我拥有多少我自己的早晨、夏日和冬天啊，在我的邻居们忙他们的事情之前，我已投身于自己的事务！不用怀疑，我很多的同胞都曾见过我从这项事业中回来，当时农夫们趁着熹微赶往波士顿，或伐木人将开始他们工作。那倒是真的，我没有助日升一臂之力，但是不用怀疑，仅仅到场目睹也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如此多的秋日，啊，还有冬日在镇子外围度过，尝试着听那风在说着什么，去倾听和带走它的表达！我迎风奔跑，几乎投进去我所有资本，被这桩买卖弄得窒息。如果它关切两党动态，敢打包票，它一定以最早新闻能上大公报[44]。在其它时侯以某个悬崖或树作为观察哨，去探知任何新来者，或在黄昏的山顶等待天空的降落，那样我好能抓住什么东西，虽然我从没抓住太多，而且那些聪明的玛娜[45]会在太阳里再一次消解。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份期刊的记者[46]，它的销量不太广，那编辑从没有明白过来它适合于把我的大部分稿子刊发，而这对于作家是常有的事情。我仅仅从我的劳动中得来痛苦。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痛苦就是我的劳作自身的奖赏。
有好多年我自愿担当暴风雪和暴风雨的观察员[47]，而且忠实地旅行了职责；还当测量员[48]，要不是测量那些公路，就是森林的小路和所有纵横交叉的路线，保持它们畅通，还有那些架着桥的沟壑让它们四季皆能通行，那里公众的脚后跟已经验证了它们的功用。
我照料这个镇子野外的畜群，它经常跳跃篱笆给忠实的牧人添了不少麻烦；我经常对那些不常有人光顾的僻静处和农场的角落保持警惕；虽然我不是总能知道是否当今有乔纳斯或所罗门在哪块特殊的田地里干活；那不关我的事。我浇灌那红越橘、沙樱桃和荨麻树、红松和黑槐木、白葡萄和黄堇菜[49]，要不然那些东西在旱季会萎蔫。
长话短说，我就这样持续了很久，可以说没有夸张，忠实地照料我的生意，直到变得越来越明显，我的同胞一点不领我的情，把我列入镇子官员名单，也不让我地位牢靠点，发点菲[fěi]薄薪水。我来往的账目，敢发誓都忠实地记录在案，我真的，从来没有被审核，更别说承认，兑现和承诺更是少得可怜。无论如何，我对那并不在乎。
不久以前，一个闲逛的印第安人来到我邻里一位驰名律师[50]的家门前兜售篮子。“不想买个篮子吗？[51]”他问。“不。我们不需要。”这就是回答。“什么！”那印第安人出大门的时候大叫，“你是想让我们挨饿吗？” 看到他勤勉的白人邻居过得如此滋润----那律师只需要编编论据，就像变魔术似的，财富和地位就来了----他对自己说：我也要投身买卖；我要编篮子：这是件我能做到的事情。想着只要他编好篮子就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剩下的就是白人来买它们了。他没有发现他需要把那篮子做得值得其他人去买，或至少能让人相信不买不行，或者做点其他什么能让他觉得这买卖物有所值。我也编了一种质地细腻的篮子，可还没有做得让它值得任何人购买。不仅如此，我的那种情况，我一点没去想编它们值不值，也不去琢磨如何弄得人们想买，而是宁愿研究如何避免兜售它们的需要。人们所赞美和认定的生活成功不过是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大任何一种而牺牲其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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