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实现了中国的“文明突破”,给外在的秩序周礼,赋予了内在自觉的仁,同时开创了学在民间的传统。
但这些都是孔子个人的贡献。而儒家对中国古代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因为孔子个人的伟大,更是因为有儒家士大夫这个整体的文化传承力量。
“儒”原来不过是从先秦管礼仪的一个职业,为什么到了孔子之后,成了一种特殊的、甚至神圣的天职,后来又演变成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拥有特权的阶层呢?
这其实是孔子对中华文明的另一个贡献。
孔子虽然是儒家的创始者,但是,他其实挺鄙视他那个时代的儒生的。
儒生本来是祭祀中的一个职业,专门负责教人怎么行礼。到了西周末年,许多儒生就把教人周礼当作饭碗,讨口饭吃。孔子很鄙视这帮人。在他看来,这帮人只懂外在的规则,没有什么内在的自觉,这就把周礼降格了。
孔子觉得,真正的儒生应该要有仁的自觉。他把没有仁,只是靠教周礼谋生的儒生,叫作“小人儒”。而他自己要培养的学生是另一种儒,叫“君子儒”。
孔子说了两句话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君子谋道不谋食”和“君子忧道不忧贫”。“小人”关心的是利益,谋求的只是温饱;而君子所追求的,不能仅仅是靠周礼混口饭吃,生活贫困一点不要紧,重要的是内心要有更高的道德理想追求。
周礼这套烦琐复杂的礼仪,不是多余的修饰品,或者故作风雅。礼的背后蕴含着仁的价值。作为儒生,就应该通过学习和实践礼,来实现仁这个理想。
通过这样的区分,孔子的儒,就从儒生这个职业里面分离出来,慢慢形成了一个思想流派。
可不要小看这两种儒的区别。这个变化在中国人的精神史上,开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儒生、儒家士大夫,相当于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只是有文化的人,还代表着君权之外的另一种权力,文化的权力。
孔子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官学之外办了私学。这件事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他在官方之外,又创立了一套文化系统。孔子之后,儒生对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心灵秩序有了自己独立的理想。这样才能不依附君权,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
中国的士大夫有一个独特的历史传统,就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不是指担忧自己的饮食起居,而是担忧家国天下,不管他在权力系统中有没有地位,他都要这样做,因为知识分子对道德的执着,跟他的政治地位本来就没有关系。
范仲淹的名篇里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君主的事情有君主来管,那儒生忧什么心呢?但是,儒家士大夫的性格就是如此,既要站在世俗权力之外,又要对等地去批判世俗权力。
这就是“小人儒”和“君子儒”的区别。
一个“君子儒”,要跳出自己的职业和社会角色,关心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大事。所以孔子才说:“士志于道。”意思是,儒家士人的志向,就是道。
这个“道”,不是别的,就是天命。
孔子之后的儒生,接替了巫师的使命,成了天命的解释者。也就是说,儒生要实现的道德理想不是别的,而是天赋予他的。仁和礼,就是天命在人间的表达。儒生要通过实践礼来实现仁。
但是,跟商朝和西周的时候相比,天命的含义到了孔子那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之前人们谈到天,主要是说“自然之天”和“命运之天”。
自然之天,指的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宇宙或者自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命运之天也好理解,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个天似乎有跟人相通的意志。这句是《论语》里子夏说的。
从前的巫师通过占卜来了解天命,就是在“命运之天”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天的。
可是,孔子唤醒了人内心的自觉。所以在孔子那里,命运之天的意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天不仅有意志,而且道德感更强了。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德性之天”。
天命的秩序不是物理秩序,而是道德秩序。
既然天有道德,人也是有道德的,那么,只要人遵循天提倡的道德,天和人不就相符合了,成为一体了吗?这也就是“天人合一”。
那么,反过来说,人为什么要践行道德呢?就是因为这是天命赋予人的使命。
儒家思想是一种人文的思想,强调以人为本。但是,儒家理解的以“人”为本,跟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不一样。儒家的人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人,他背后还有天命的支撑。而文艺复兴所强调的是“人”自身就拥有强大的主体性。
经过孔子的转化,天命就不是一个神秘的、只能靠占卜来猜测的东西,而是一个人可以知道的东西,因为它和人在道德上是相通的。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了,孔子本人并没有把这个事情讲透。
《论语》里面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就是说孔子不常说这个事情。这也是后代的儒学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套天命观,我们听起来可能很玄,但是它非常重要。对于孔子之后的中国士大夫来说,这就是指导他们行动的最高原则。
在君主违背天命的时候,儒生是要跟强权相抗衡的,这在中国古代非常危险。这时他们最大的靠山、最大的精神动力,就是这个有道德的天命。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就遇到过很多次凶险。有一次,孔子带领一帮学生去宋国,在大树底下操练周礼。宋国的大司马桓魋很讨厌孔子,就派人砍倒了大树砍,要加害孔子。孔子连夜离开了宋国,学生为老师捏了把汗。没想到,孔子很自信地说:老天将实现仁德的使命赋予我,那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孔子把儒家的儒生跟祭祀中的儒这个职业区别开了,定义了一种新的身份,也就是后来的儒家士大夫。他们始终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士志于道,是天命的承担者。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