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其他人，通常是我们的父母，会在我们遇到现实问题时不断地指引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开始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们选择自己追求什么(我们的目标)，而这会影响我们走的道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医生,你就要去上医学院;如果你想成家，你就要找一个伴侣，等等。在我们追求这些目标时,我们会遇到问题,犯下错误,并发现自身的各种弱点。我们不断了解自身和现实,然后做出新的决定。在一生中,我们会做出无数的决定,这些决定实质上都是赌博,一些是大赌,一些是小赌。思考我们如何做出决定是有好处的,因为这将最终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
我们所有人天生就有各种不同的思维能力，但我们不是天生就有决策能力。我们在接触现实的过程中学习决策能力。尽管我走的路是独特的、独特的父母、独特的职业道路、独特的同事，但我相信，我一路走来学到的原则将适用于走在大多数路上的大多数人。当你阅读我的故事时，请努力透过故事和我这个人,看到潜在的因果关系，看到我做的选择和这些选择的后果,看到我从中学到了什么，以及我在总结经验后是如何改变决策方式的。你要问自己要什么,将那些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的人作为范例,努力分析出潜藏在他们成就后的因果关系模式,这样你就能应用这些模式,帮助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的探险召唤(1949-1967年)
我出生于1949年,在长岛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长大。我的父亲是一名职业爵士乐手,母亲是家庭主妇,我是他们的独子。我是一个普通家庭里的普通孩子,学习成绩较差。我喜欢和伙伴们一起玩:小时候在街上踢足球,在邻居的后院里打篮球,稍大后喜欢追求女孩。
我们的基因决定了我们固有的优点和缺点。我最显著的缺点是机械记忆能力很差。直到现在,我一直记不住没有内在逻辑的东西(如电话号码),而且我不喜欢听从别人的指示。同时,我的好奇心很强喜欢自己把事情弄清楚,不过当时我并不像现在这么清楚地知道这点我不喜欢上学,不只是因为上学需要背很多东西,也是因为我对大多数教师认为重要的事都不感兴趣。我一直都不明白,除了能得到母亲的认可之外,上学上得好还能带给我什么。
母亲宠爱我,担心我糟糕的成绩。直到上中学之前,她都会要求我在房间里学习几个小时后再出去玩,但我对此无法投入。她总是在支持我。她会把我要送的报纸叠起来,扎上橡皮筋;周六晚上看电影时,她还会烤饼干给我吃。母亲在我19岁时去世了,当时我觉我再也不会笑了。现在每当我想起她时,我都会微笑。
作为一名乐手,我的父亲通常工作到很晚,大约到凌是3点钟所以他会在周末睡懒觉。因此,在我小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怎么亲密,除了他总是催我做各种杂事,如修剪草坪和树篱,而这些都是我讨厌做的。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而那时的我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在今天的我看来,我们当时的交流显得有些滑稽。例如有一次他让我割草,而我决定只割前院的,后院的之后再说,但接下来的几天里不停下雨,后院的草长得很高,我只能用一把镰刀去割。这用了太长时间,等我割完后院的时候,前院的草又长高了,就这样反反复复。
母亲去世后,我和父亲变得很亲密,尤其是在我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之后。我喜欢他,也爱他。他身上有一种乐手身上常见的随和、欢快的气质,而且我钦佩他坚强的性格。我觉得经历大萧条以及在“二战”朝鲜战争中作战,使他形成了这种性格。我对他记忆深刻的是,他70多岁时毫不犹豫地在暴风雪天气里开车,每当被困住时他就自己铲雪然后把车开出来,就好像这不是什么事一样。他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录制音乐和在俱乐部里演奏上,65岁左右时开始了第二份职业,在高中和一所地方社区学院教音乐,直到81岁时突发心脏病。之后他又活了10年,头脑从来没有变得迟钝。
当我不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抗拒,而当我乐于做什么的时候,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例如,虽然我抵制在家里做杂务,但我在外面很积极地打零工赚钱。从8岁起,我就开始送报纸,给别人家的车道铲雪,做球童,在一家本地餐馆擦桌子、洗碗碟,在附近的一家百货商店做理货员。我不记得我父母鼓励过我打这些零工,所以我不好说我是怎么做起来的。但我确实知道的是,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有这些工作,并有一些可以独立支配的钱,教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这些
经验是我无法通过上学和玩要学到的。
我年轻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那时美国国内的普遍情绪是豪情万丈、鼓舞人心的,鼓励人们实现伟大和高尚的目标。后来,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景象。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是约翰·F.肯尼迪,一个聪明、魅力超凡的人,他描绘着生动的画面,探讨如何改变世界探索外太空、实现平等、消除贫困。肯尼迪及其思想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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